热点关注房地产及住房问题不仅是老百姓最“焦虑”的最大民生问题，而且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和最大潜在危机所在，更是影响执政之基稳固的“负能量”。作为一个深受房地产和住房问题“煎熬”的泱泱大国，我们在反思自身问题的同时，究竟应该从“世界上解决住房问题最好的国家”中学习和借鉴些什么呢？
在中国，有一种现象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一方面：各级政府从上到下都强调以民为本，执政为民。不久前，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提出了“四个全面”的治国理政新理念。尤其是再次强调突出的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，更是被视为是执政者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。
但一回到老百姓现实的生活中，似乎这些精神在一些政府和官员中都成了摆设的口号，很多事情都变了样。老百姓最难以忍受的高房价和住房方面的严重问题，不仅地方政府官员漠不关心，麻木不仁，而且一些住房和房地产政策的制定者，也竭力回避，听凭住房矛盾演变为民怨沸腾的尖锐社会问题；一方面中央一再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生活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，并把其定位为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”，另一方面，对于全面小康社会中“含金量”最高的住房小康，不仅“红头文件”中几乎不见踪影，而且鲜有敢于担当的官员把其作为自己的“奋斗目标”。
中国古代在治国治民上，有一条很重要的“治国理政”传统，这就是古代思想家孟子所说的提出“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。也就是说，作为统治者，要让社会稳定国家富强，必须要让老百姓拥有比较固定的产业,如土地何房屋等，并把其视为稳定社会秩序、降低“求变思维”和维持“善良习惯”的必要条件.
作为开国之父，李光耀再三强调，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想到建组屋出租，而是把“居者有其屋”计划当作新加坡公共住房政策的基石，以让绝大多数人民从口袋里掏钱购屋，而不是过于依赖政府的长期津贴。
李光耀认为，如果人人拥有自己的住房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，捍卫国家是自己的一份责任。在李光耀的国家观和住房政策思维中，认为国民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会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，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，维修也差。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。
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国民的住房问题的解决路径上，实行的“以卖为主”的公共住房政策。作为政府负责部门的新加坡建屋发展局，根据不同的国民收入情况，分别作了具体的规定。2000新元以下有资格购买两房式新组屋；3000新元以下有资格购买三房式新组屋；8000新元以下才有资格购买四房或者以上的新组屋；破产者也有购买五房或者以下新组屋的资格。只有那些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新加坡家庭或个人，才有资格向建屋发展局申请租赁组屋。在李光耀先生去世之际，重新审视新加坡模式，特别是借鉴其最得民心、也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住房政策，不仅可为深陷房地产和住房矛盾泥潭之中的政府决策部门，提供一次重新反思和重新学习的机会，更为背负高房价重压的普通市民，指明了一条挖除“三座大山”的希望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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